例如，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对查证属实的举报，给予举报人奖励。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名认证用户与微博之间的协议应当被视为有效的商业合同。[6]同年，美国白宫发起我的数据(My Data)倡议，强调便捷化数据访问，同时提高数据的可移植性。

[68] See Guidelines on the 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 2017, https://iapp.org/media/pdf/resource_center/WP29-2017-04- data- portability - guidance.pdf, 2018-06-18. [69] 参见《今年浙江要这么干。总之，作为一种权利，数据携带权面临着很大的争议和问题，这种新型权利可能有利于促进用户的数据权益，也可能难以落地或带来新的风险。相反，应当根据不同主体与不同场景而要求数据控制者满足个体获取与转移数据的请求。[7]2011年，谷歌和脸谱加入数据可携带项目。最后，用户黏性的降低与数据流通的加快对于竞争是好是坏，也难以进行简单判断。

[68] 如果将数据携带权视为一种刚性的权利，那么本文同意《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于数据携带权在公共部门领域的豁免。对于社交平台企业而言，关系链数据是企业的核心资产，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而且属于企业采取技术与措施进行重点保护的数据完全符合商业秘密的条件。[25]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卫生部《传染病防治法》修订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释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28] 参见《传染病防治法》第12条、第27条、第40条、第48条的相关规定。[12] 《传染病防治法》第78条第14项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界定为从事疾病预防控制活动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与上述机构业务相同的单位。疾控机构听得见枪声，却无权及时发出传染病预警。[26] 《传染病防治法》未对疾控机构的倡导性职责设定相应法律责任，但《传染病防治法》第68条规定了疾控机构未履行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的五种情形，这包括：（1）疾控机构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责。

疾控机构获得的信息不应养在深闺人未识，而应以更频繁、更简洁、更清晰、更容易理解的方式公开传染病防治信息。第三，中央财政对困难地区实施重大传染病防治项目给予补助。

因为疫情信息非常丰富，包括周边国家和地区、周边省份有关传染病的发病情况、人群中抗体水平的监测以及影响传染病暴发流行的自然因素等，这些信息对于开展相应的科学预测具有重要意义，但通过报告渠道很难获取这些信息，这要求疾控机构主动搜集相关信息。现行《传染病防治法》第30条规定了疫情报告的属地管理原则，《传染病防治法》第33条规定了疾控机构将疫情信息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再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当地人民政府、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5条第3款的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作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主要提供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职业病、地方病等疾病预防控制和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精神卫生、院前急救、采供血、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出生缺陷防治等公共卫生服务。基于民主原则的要求，疾控机构应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并接受行政机关监督和来自外部的法律课责。

还应重构行政机关与疾控机构间关系，理性认识疾控机构的专业性和相对自主性，以自律规范推进疾控机构的自我规制。[19]《传染病防治法》第30、33、38条。3. 行政对疾控机构的合法性监督 疾控机构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自主行为，是落实事业法人单位法定自主权的体现。[17] 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赵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446页。

[17] 例证之一，此次新冠肺炎早期预警信息的缺失，反映出制度设计层面的问题。[14] 李建良：《论公法人在行政组织建制的地位与功能——以德国公法人概念与法治为借镜》，《月旦法学》2002年第5期。

将现有行政部门的疾控管理部门与同级疾控机构合并，建立疾病预防控制局。[8] 1989年2月2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传染病防治法》，1989年版《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卫生防疫机构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监测管理工作，对医疗保健机构进行业务指导，规定了卫生防疫机构的疫情报告义务和采取控制措施的权力。

第二，疾控机构日常从事常规性的科学技术活动，很多涉及信息收集、事实认定，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权力运作色彩相对较低，不直接科处相对人义务或剥夺相对人权利，适合由公共组织承担。疾控机构应加强对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指导，着力提高基层社区的传染病防控高能力和水平。[30] 参见《卫生部关于印发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本职责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绩效评估标准的通知》，卫疾控发〔2008〕68号。对疾控机构中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责任人员的执业证书。卫生部2005年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发布了《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对各级疾控机构的设置与职责、机构与人员管理、保障措施加以规定。疾控机构可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就内部组织架构、任务分配、绩效考核、内部监督等颁布组织规范，实现组织层面的自我规制。

疾控机构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的理想国，其工作更多是常规性技术工作，其科研也聚焦于新发传染病的发现与诊断，以及新技术、新方法的开发引进和推广应用，更多强调学以致用。卫生部于1954年10月颁布《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和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编制规定》，明确各级卫生防疫站的任务是预防性和经常性卫生监督与传染病管理。

各级疾控机构所从事的日常工作，有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双重面向，但更多还是聚焦于应用科学的面向。[21]这不仅需要组织法上的权限规范，还需作为行为特别根据的根据规范。

[43] 参见宋华琳：《中国政府数据开放法制的发展与建构》,《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36] 伊丽莎白·麦吉尔：《行政机关的自我规制》，姜明安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3卷，安永康译，宋华琳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533-540页。

[40]疾控机构作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财政部门未来应根据疾控机构的业务需要，优先给予充分经费保障。[3]让疾控机构趋于行政化还是去行政化，以上构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见解。[37] 布鲁斯·史密斯：《科学顾问：政策过程中的科学家》，温珂、李乐旋、周华东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页。例证之二，《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规定了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

我国各级疾控机构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授权，来履行相应的公共职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40] 参见中华预防医学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专家组：《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思考与建议》，《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0年第4期。

[44] 参见詹镇荣：《行政法总论之变迁与续造》，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6年，第25页。责任主体则包括作为法人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以及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43] 本文是一项行政组织法的初步研究，是对一类具有较强专业性、技术性公共组织的个案研究。让疾控机构就自身的事务，以主要由自己负责的方式，来自行管理。

这有助于公开科学事实，让公众对传染病风险有更为理性的认知，让公众有可能更有效地参与传染病防治政策形成过程，进而改进传染病防治政策的质量，建构开放型和用户友好型的传染病防治信息网络。[24]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卫生部《传染病防治法》修订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释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第17页。根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5条、第34条的规定，国家加强疾控机构的建设，建立健全包括疾控机构在内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保护和实现公民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疾控机构应依法履行行政过程中的咨询性、辅助性职能，应明确行政在疾控体系建设中的保障义务，行政应对疾控机构进行合法性监督。

[45] 参见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三卷），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2页。疾控机构在政策形成、咨询建议领域可以构成行政机关的参谋或臂膀，在专业技术领域则应恪守自己的专业性、技术性和相对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行政机关的管理和监督。

可将传染病预警信息的发布视为行政法上的风险警示行为，其是一种预测性行政决定，也是风险预防原则的体现。疾控机构应开展对医疗机构内传染病预防工作进行指导、考核。

主动构成了疾控机构在疫情信息收集、报告和公布中的关键词。在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传染病防治法》中，提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42次，规定各级疾控机构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的地位与职责，规定疾控机构有权采取预防控制措施，规定了疾控机构在疫情信息报告、收集、分析、调查、核实中的角色，并为疾控机构设定了法律责任。